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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潮汕一所大学里野蛮生长了15年,我是无脚的鸟 | 三明治

半半 三明治 2018-10-31



文章 | 半半

本文编辑自每日书



或许故事应该这样开头:


李嘉诚建了个大学,我在那里长大。


在上世纪九十年代,相比内地工资,诚哥给的钱多,加上沿海经济特区的"貌似"优势,便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,来汕头这个城市的郊区——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,扎根。


这里到市中心,需要坐 40 分钟的公交,而去隔壁的揭阳市,也只需要开半小时的车。它坐落在汕头的边缘,没有成片的居民小区,没有完整而丰富的菜场与市井,更别提大型的商场超市。买瓶酱油得从校园这头骑车到那头,来回需要 20 分钟,这个梗被母亲吐槽了很多年。


大学里有内地农村出身的老师在这里待了二十年后,深深地感慨着,自己这辈子就没进过城


而或许这里就是座城,它几乎有着完整的生态。从教师公寓到学生宿舍;从篮球场、足球场、排球场、网球场、旱冰场到健身房;从食堂到东门口的小馆子;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;从邮局、出版社、地震台到精神病院。


这里还有个两米多深的水库,有人游泳戏水,有人跳河自尽,水抽干的时候可以下去走走,一不小心就能踩到牛粪。


水库一角



 / 我常常忘记自己活在一所大学里 / 


我总是看见一个遛狗的老人,但我不知道他是现代文学研究大师王富仁,初中的时候他来班上跟我们谈天说地,而直到他去世,我才真正意识他是谁。


水库旁的水库管理室的头顶有一群黑色的人像,打着黑色的雨伞,我在那里围着他们转圈,有时还玩起捉迷藏,但我不知道那是台湾雕塑家朱铭先生的“人间”系列铜质雕塑。


朱铭先生的“人间”系列铜质雕塑


体育场外有四根柱子,从高到低,分别刻着“有志”、“有识”、“有恒”、“有为”。从泳池披着浴巾回家洗澡时,我总是匆匆扫过一眼,但我不知道这是这里的校训。


有几年,我不过二三年级,十月份的时候有电影节,每晚在大礼堂都有排片,也就跟着大人去了。迷迷糊糊地看完《肖申克的救赎》,却只记得《疯狂的石头》里,那个站在厕所里尿不出来的郭涛。


那些副教授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我不知道他们在教什么,在研究什么,但几家人开车出游时,我听见某某的妻子吐槽某某一到出门的时候就要去上大厕,一上还要很久;我又看见某某上树摘杨梅的样子,不再矫健的身躯在树杈处自得其乐。


所以大概我真正清楚的,只有人工湖哪个地方的水虾最多,哪几颗鸡蛋花树最容易爬,什么时候可以去抓小蝌蚪。以及,如果要进幼儿园里享受游乐场般的感觉,却又太矮翻不了铁围栏,可以从哪个地方钻狗洞匍匐进去。


就像我知道这里物种丰富。晾衣服的竹竿常常有黑蜂来蛀洞,若是碰到那洞口,黑蜂会从竹竿里爬出来蛰你。我家后面甚至就是山,山上有野猪,领居家的哥哥提醒我不要太晚回家,他看见有野猪在偷吃他家的菜。等到木棉花遍地泛滥的季节,满地的棉絮中会生出一簇簇的木棉虫,是大只又妖艳的红蚂蚁。


这里在桑浦山下,有着自己的文明与野蛮,大概给了我最初的,关于世界的启蒙。




木棉花絮飘落现场,像满天星。 摄/邵勇


一般来说,大学里的老师总有来自五湖四海的。但不是每个大学的教师公寓,都集中在小小的校园里。


所以当这群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村里时,你来我往,再搭伙找点乐子,化学反应之后,想不熟也难,圈子也就形成了。


而在这个圈子里行走时,大概是自在的。跟着朋友去某户人家撸猫,从没见过的叔叔阿姨,他们会问你是谁家的孩子。便报上母亲的名字。


“噢——是程的女儿!”


又或者是在体育馆里,随口跟朋友吹了个牛,说父亲乒乓球打得很好,冷不丁旁边就冒出来一句嘲讽。


“你爸的球还真臭。”说话的是个中年男人,我甚至见所未见,他瞟了我一眼,继续挥起球拍。


这大概就是活在圈子里的日常,在那么小的校园里,我甚至不知道那张关系网是什么时候拉起来的,上面有着各色各样的人。


母亲 93 年来的,我无法想象的是,在那个空气都仿佛泛黄在老照片里的九十年代,那群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们,是怎么坐着破巴士一路颠过土路在小小的校门前下车的。就像我无法想象夜晚的他们是怎么在工会跳舞的,又是怎么约着坐绿皮火车一起出去玩的。


但大家就那样简单地认识了,从十年到二十年。


而这些人,他们又生出新的,各色各样的人——大概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二代,每年有二十几人,进入幼儿园。然后从小学到初中,一个年级都只有一个班。有人走有人来,但总有那么几个人,一直在那里,从 5 岁到 15 岁,几乎活成彼此的生活背景。我知道他们引以为羞的乳名,他们看过我妈扇我耳光,彼此之间随时可以翻家底。


这是件有点神奇的事情。


——在充满着潮汕话 16 个音的潮汕大地上,一群口音各异的外地人,说着普通话,呱唧呱唧地开垦出自己的土地,然后建造房屋、繁衍后代。


图书馆前雕塑 摄/李梓新


在这里,种族融合之后,江西人的雷公笋可以被东北人做成湖南风味。它叫干笋烧肉,是邵姨家请客时的名菜。


而邵姨远不止是一个会做辣白菜和猪肉火烧的东北女人。她自己种了麦草,然后把麦草汁加进饺子面里;身为湖南人的媳妇,她腌得一手好泡椒;在潮汕大地上生活了二十多年后,她的仿版潮汕粽子可以承包我一天的幸福感。


她依旧保有纯正的口音,以及东北人讲故事时独有的幽默和语言天赋。但她已经是属于这里的,跟各种学生打交道,请家庭境况不好的学生来家里吃饭,甚至给他们买车票回家。她总能把几家人聚到一起,或者在她家吃饺子,或者乐呵乐呵地出去郊游。她熟悉身边男女老少的口味喜好,熟悉这里菜场的脉络,知道藏在乌桥边做糯米猪肠的老牌小店。她偶尔才回趟东北,过年要么去湖南,要么留在汕头。


我能看到,她作为一个异乡人,在与自己故乡截然不同的土地上,所绽放出来的可能性。就像我见证着母亲,一个不是很有做饭灵感的女人,如何师从东北人的饺子、重庆人的酒糟、汕头人的腌酸梅,再从一个安徽女子那学来糖醋腌姜。她大概尝试了三次之后,才终于做出甜度正正好的酒酿,其间不知道骚扰了重庆人多少回。


我也知道母亲在这片土地上的改变,她本不是大方的人,也不喜欢礼尚往来、巴不得井水不犯河水——我不想送你东西,你也不要给我东西,省得我欠你的。现在的话,做了米酒都不忘给人几瓶,回趟老家也要给朋友背几袋酒糟鱼回来。


只是说起来,汕大走了不少人,很多去了广州,也有去厦大的,有回老家的,有被广州大学用三百万挖走的。在这样的郊区,校方也确实没有给教职工解决买房问题,毕竟学校里的公寓只能租没法买,因为这只是你工作的地方,不能让你在退休之后继续占用这里的资源。而就算是在市区有房子的人,为着上班方便,平时也还是住在校内。这校园里大概就是一群租户,只是再没有比这更稳定持久的租约了。


于是有人走了,又有新的人进来,并迅速为这个种族大熔炉增添新的活力。


而我,在听了百家口音,蹭了百家饭之后,过了十几年,依旧对潮汕话一无所知,甚至曾经一度以为,它只是粤语的另一种地方口音。



 / 你是哪里人?/ 


中考前最后的一个月,我们在新的图书馆里度过。意思是,除去吃饭睡觉上学的时间,这里承包了我们的吃喝拉撒。


蹭着空调,找着位子,不断遇见熟悉的面孔。大家分散在不同的区域,背着同一份古文翻译和鸦片战争的历史意义。凳子坐久了有沙发躺,笔忘带了有前台借,烦了就去杂志区翻翻《环球银幕》,迷茫了抬头就可见墙上《沉思录》的名句:更新你自己吧,让你的原则简单又基本。

    夜晚的图书馆,和它的倒影


明明就是一群初中生,刷着父母的卡进来,却跟其他大学生一样穿梭自如。


那确实是我待过最精致的图书馆,但之后,我再也没有跟这里如此亲密过,好像时间都是它的,那样庞大的它,而我在它 2.1 万平方米的胃里行走,还喜欢靠在它的胃壁上,摸摸它的胃粘膜。


高一的时候我家搬了出去,离汕大十分钟车程,依旧没能进城。


为了建新的书院区,原来住的房子很快被夷为平地,连同 15 年生活的痕迹,被尽数拔去。按计划,这些“拆迁户”要搬往别处的公寓,还是新装修过的,以前是精神卫生中心的病房。


这或许是个分水岭,当我满怀兴奋地搬到新家的时候,我以为自己跟汕大没有关系了。又或许这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模棱两可的,好像它只是我母亲工作的地方。


于是我进入寄宿的高中。我甚至怀疑,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,才真正进入潮汕人的圈子。明确了鱼丸和肉丸的区别;肠粉的单位是“条”,可以加粿加蛋,要浇上卤汁,再来一勺萝卜干;还认识了粿汁、粘米圆、炒糕粿,总之就是一系列大米制品在潮汕大地上开出的花朵。


只是我依旧没听懂潮汕话。除了一些零星的说法,比如“有”的发音是 wu,洗脸毛巾叫“面(min)布(bo)”。


确实是尴尬的,当你和一个人说话说得好好的,另一个人插进来,于是他们自然地飙起潮汕话,几乎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。我插不进话,努力想通过他们的神态和语气辨识他们的话题,然后斟酌一下表情。最后往往是陪笑着,并尽量不让自己听不懂的尴尬,变成一群人的尴尬。


也确实是遗憾的,因为语言问题,我可能终究无法完全融入这片我从小生长的土地,即使我在嫌弃中逐渐认识它,然后眷恋它的每一个角落。即使从外地回来,一下飞机,明明是听不懂的异国语言,都显出特殊的亲切。


而永远令人尴尬的问题都是,你是哪里人——不管是哪里人问你。


作为上海和江西的混血,在粤东长大,也不会说任何一种方言。你让我说明自己是哪里人,我甚至可以告诉你,我祖籍在浙江宁波。


上海。这是我出生的城市,会不会老死在这里,不知道,但我确实对它没有太多的感情。


上大学之前,我只有寒暑假才会来,跟我爹和继母生活两三周。


还记得那天我们坐出租车去的,拐过那些我还不熟悉的街道,怀里抱着生日蛋糕。


虽然现在那段路我已经走过了不知道多少遍,但我总会记得那天出租车上的心情,有着对聚会的期待,也有着某种尴尬与无措——那之后的一两年里,我已经渐渐跟父亲和继母有了一家人的感觉,那是一种认同感,认同他们的同时也认同我自己,即,认同他们的结合,也认同我的加入是自然的,和谐的,没有人需要感到紧张或不自在。


但那个时候,在我的感觉里,这三个人更像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勉强组合体,仅仅由我跟父亲的关系、她跟父亲的关系而聚合在一起,而这种聚合,令我尴尬着,像睡在鹅卵石上,哪里都觉得硌应。


于是我终于硌应地站在他们家门前。


进门时我是紧张的,并很在意继母会怎么介绍我。她会说这是我女儿吗?


我很怕听到这句话,像是一种错位,被硬生生扯进一个家庭结构和母女关系里,即使表态的不是我,我依旧会觉得自己背叛了我妈。


“这是志跃的女儿。”她这样说。


我松了一口气,可能除了我,没有人会对这句话如此心领神会。大概那个时候,我还没意识到继母的情商可能是我的几倍,我只是觉得舒服、自在——我依旧只是,我爸我妈的女儿,至于跟她的关系,模糊得我不想去讨论。


说起来,那人家算是个小复式,有个房顶很低的小阁楼,上去之后感觉空气都变窄了,而且有地毯的味道,绒绒的,好像在那样的冬天里显得格外暖和。大人们都在下面,留我和他们家的兄妹俩在阁楼上,还好是那个年纪的我们,话痨的天性还没有被成年世界里的矜持与拘束所磨尽,想说什么就噼里啪啦、眉飞色舞地停不下来。


诶你早上几点起床。

诶你早上几点到学校。

诶你们一个班多少个人。

诶你放学之后都干些啥。


就这样一来一回,像在开交流座谈会。


没有人上来打扰。不是没有跟父亲继母出来社交过,但这确实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么自在。以至于我都要对那个阁楼和那兄妹俩产生好感,是感谢的心情——谢谢你们,在我最尴尬的时候,让我找到最舒服的姿势做我自己。


包括吃饭也是小孩一桌,大人一桌,我不需要去参与他们的正式与客套,也不用面对我不想面对的家庭关系。


小孩们吃完饭就上楼了,大人们则在餐厅里坐了几个小时。大概是玩了娃娃,做了什么手工,用了双面胶,扯了一地的废弃胶条。虽然是客人,但可能太自在了,我直接下楼去拿扫把。


“你拿扫把做什么呀?”饭桌上有个叔叔见了,问我。


“我上去扫个地。”


“哎呀,看看,你女儿好能干啊!”他对我继母说。


我却像是被电到一样,鸡皮疙瘩起了一身,然后赔笑着上了楼。



 / 就这样去了上海 / 


离高考还有六个月,我需要决定,是回上海高考,面对完全陌生的课本,补上各种不曾学过的内容——还是放弃上海户口,转到广东,在广东高考。


我妈甚至试探性地去了派出所递交材料,申请将我的户口转到广东。我也试探性地做了上海往年的高考卷,甚至连数学卷上的矩阵都看不懂。


但在两周内,我们完成了所有的纠结和转学手续,背着床垫和蚕丝被,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。


三天后母亲回广东上班,伯父在他家里为我收拾出一张小床,我几乎是被收留的。就像浦东的某所复读学校收留了我一样。在那种时候回去,已经没有上海的高中会接收我,这是钉死的规则,没有商量的余地。


于是,这是我第一次脱离“体制”。没有了高中严格而规律的作息、每天晨晚定时的测验,以及稳定的排位参照。


只剩下复读学校里,每天雷打不动的两顿盒饭。


是的,周一到周五,除了早饭,我都不会在伯父家吃。下午放学时其实就可以回家,但晚上我还是想在学校自习,毕竟一回家就容易瘫软下来。便干脆连回家的晚饭一同放弃。


事实上周末我也总会躲去图书馆,蹭暖气。似乎也带着些许赌气,因为我的房间空调坏了。手冷到极致的时候就只剩焦躁。冷得很生气,好像被亏待了,虽然我甚至清楚自己没有资格这样想,但大概就是这样的心情。


而可能还有一个原因,关于为什么不想在伯父家吃饭。


他们曾养出了一个两百多斤的堂哥,这点让我很没有安全感。只要我在,他们就会多做几个菜,而伯母永远觉得我吃得少,永远在叫我吃。


吃啊。

多吃点。

把它吃完嘛。

这个汤要不要再去热一下?

啊?吃完啦?都没吃什么嘛!


对于一个在节食减肥中有暴食倾向的人来说,这样的劝诱是很危险的。会给自己造成一种——即使吃了很多,但好像还没吃什么的错觉。而这种错觉,就会在我已经饱了的状态下,给予我继续吃的动力。明明我可以控制自己吃多少,却好像被人控制了大脑。这让我感到莫名的恐慌。


甚至有的菜是专门给我做的。伯父有痛风的毛病,不能碰海鲜,而伯母又只吃河鱼,但伯父依旧会为我蒸一整条海鱼。有时是鳜鱼,这伯母是吃的,但他们还是会鼓励我扫荡一空。


就好像伯父会买一种连云港的大虾回来红烧,一只个头很大,可抵一般海虾的两到三倍,所以一次只有三四只,一般都是为我和堂哥准备的,除非我们不吃了,他们才会解决掉。


就好像一到周末的晚饭,明明只有四个人吃,伯父却可以整出一桌的宴席,干锅牛蛙、红烧大排、空气炸锅出来的无油炸猪颈肉,再来锅鸡汤,还有两个蔬菜。周一到周五我在学校吃,堂哥在公司解决,伯父伯母就会一天一天把这些周末的剩菜吃完。


而堂哥甚至没在家里洗过一个碗,也从未被要求过,就像从未被要求去养老院看望将近 90 岁的奶奶。虽然他 30 岁了,在一家游戏公司做策划,常常在夜晚和周末加班,年底奖金丰厚。就是一个成年人的样子。


周末的早晨,伯父问他中午想吃什么,午饭做好了便会端到他的电脑前。就像工作日的早晨,伯父起来给他热牛奶,煮鸡蛋。


不知为了什么,这种模式让我隐隐地难受着。可这确实又好像是一种家庭文化,即使有悖于我十几年来接受的观念,却也那样和谐着,因为他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。


而作为一个外来者,一个家庭的外来者,一个城市的外来者,我确实很容易像个愤青一样,容易敏感和愤怒。在我觉得他们给予下一代过多保护和照顾的时候,在我觉得他们存在某种偏见和歧视的时候。


过完年我从江西的外婆家回上海,在饭桌上跟伯父说起,去邻居家蹭饭时,发现邻居一家的饭量几乎是我的两倍,菜倒没有吃得很多,就是米饭吃得多。


伯父说,乡下人吃米饭都吃得多。我说那里不是乡下。


我把姨婆自己做的腐乳放在冰箱里,盖得紧紧的,罐子也是干净的,却有一天发现它被伯母拿了出来。她说冰箱里有股臭味,觉得可能是这瓶腐乳。


我打开盖子,除了辣与咸香,并不知道臭从何来,我让她闻一下,她却皱着眉躲开了。


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,在我觉得他们怀有某种偏见或是优越感的同时,我也同样带着有色眼镜去看他们,并将他们的言行举止概念化:这就是偏见,这就是歧视,这就是优越感,这就是对外地缺乏了解,巴拉巴拉。


而偏见是必然存在的,就像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。只是我把他们特化成了“上海人的偏见”,然后理所当然地迎合我自己——对于某部分上海人的偏见。


所以,我在以一个什么样的立场,又是以什么标准,去要求两个 60 岁上下的人呢?



 / 无脚的鸟 / 


最终,我的高考分数不够,只能跟第一志愿的广州高校说再见,然后顺理成章地留在上海。


在大学里,上海人周末是会回家的,我唯一的落脚点则是奶奶的小房子。奶奶在养老院,房子便空着,攒了许多虫子,蜘蛛螨虫蟑螂跳蚤,我不太想回去看望它们。而平日里跟上海的亲戚也鲜有来往,母亲说我可以主动与他们联系,但对我来说似乎没有那个必要。至于上海话,那也是半懂不懂的。


起初别人问起,我若不想解释,就说自己是上海的。


母亲也会嘲讽我:“你怎么不会说你是江西的嘞。”


但久而久之,我尽量回避有关故乡的话题,说起“我家那边……”时也往往是意指潮汕。渐渐地,我发现在上海,我并不打算把自己看成一个本地人。即使我也开始学着接受它的味道——放了酱油和醋的咸豆浆,油腻腻的馄饨老店,配上辣酱油炸猪排的牛蛙面,春天是腌笃鲜的季节,中秋节要吃鸭子和芋头煮毛豆。


我知道我在熟悉这座城市。不仅仅是走进鲁迅故居附近的弄堂里的时候,也不仅仅是在安福路上找话剧艺术中心的时候,可能是季风书店彻底关门的时候,可能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做字幕员的时候,也可能是在市井的早上买大饼的时候。


我觉得自己成年之后,似乎更容易适应周围的环境。好像是因为,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存在于某一个地方——是这个地方,不是别的地方。或者在北回归线上,或者在大上海的街头,又或者是在婺源外婆家的房子里,房子在一个小山包上,外公在草丛中清出一条羊肠小路,于是三分钟走下去,就是县城最繁茂的步行街。


这种“更加清晰”的存在感,会让我记住我走过的街道和大桥,超市和早餐店,以及路边当季的水果,然后建构起独属于那个地方的空间意识,之后便与它建立关系。


我好像跟很多个地方都发生了关系,甚至每到一个地方就想跟它发生关系,像个风流的男人。


于是故乡的概念开始变得模糊。


记忆犹新的是,有回在母亲的老家婺源,亲戚请客,外公的哥哥举起茶杯,颤巍着嗓音,跟小辈们强调了一下作为婺源人应有的自豪感。


他说,你们都是婺源人啊。


我的肚子千回百转地硌应了一下,想想好像也没毛病,便不无尴尬地附和着,笑了笑。


那是几年前的宴席,现在想想,好像自己确实无法坦然地接受任何一个地方的标签,不管是江西人、汕头人还是上海人。这些称谓都因着各样的原因,令我硌应着,甚至是难受着。


而至于汕大,我并无法明确它对于我的意义。或许“故乡”确实是合乎中道的形容——我在这里度过人生的头十五年,完完整整的十五年,然后我从这里走出去,带着某种我自己都不明晓的烙印。


现在,我一年走进汕大的次数,不会超过三次。


汕大并不完全对外开放,进去时还会被校门口的门卫拦下,要求出示学生证。


“我妈在里面上班。”


“你家住哪里?”


“24 套。”汕大里已经没有 24 套了,三年前它就和 60 套、72 套一起,被铲土机吃掉了。


但那个人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两秒钟,然后放我进去。我知道自己像是说了一句暗码,而他还是那个十年前搬到我家楼下的小警察。




24套有两栋,一栋6层12间房,两栋即24间房,于是叫24套。


张国荣在《阿飞正传》说:“我听人讲过,这个世界有种鸟是没有脚的,它只可以一直飞啊飞,飞到累的时候就在风里睡觉……这种鸟一生只可以落地一次,那就是它死的时候。”


故乡对我来说,可以是模糊的,可以是明确的。但我知道自己不是无脚鸟。


我哪有那么好的体力啊,我随时准备好落地。



本文编辑自每日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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